吉川资

日本鬼子，源自针对西洋侵略者的“洋鬼子”一词，在甲午战争之后，“鬼子”也被用在对日本侵略者的指代上。

抗日战争结束后，“日本鬼子”演变成为华人地区常用的对日本人的蔑称。“日本鬼子”有时会简称为“鬼子”，比如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的“鬼子”指的就是日本侵略者。

16世纪

倭寇前期侵犯

前期倭寇是以日本海盗为中心，主要攻击范围为当时臣服于元朝的高丽。由于先前臣服于元军的高丽军，在元世祖忽必烈两次进攻日本的军事行动中，对日本的对马、壹岐、松浦、五岛列岛等地的居民进行屠杀，因此前期倭寇以这些地区的残存者为主要构成份子，对于朝鲜沿海进行含有报复式的海盗行为，目的一方面在于夺回被俘的岛民，一方面则在掠夺粮食以弥补因遭虐杀而下降的农业生产力。朝鲜史取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三地之名，称为“三岛倭寇”。清朝的徐继畭所著“瀛环志略”，以及朝鲜的安鼎福所著“东史纲目”，均指出倭寇的起因在于朝鲜人（高丽人）配合蒙古侵日行为所引发的报复。

后来日本进入南北朝的动乱状态，倭寇的活动也由于政府管制力减弱而加剧。由于前期倭寇对于日本与明朝、高丽贸易造成破坏，初成立的明朝政府对日本南朝发出讨伐倭寇的要求，随后敕封讨寇有功的南朝将军“日本国王”的称号。之后北朝室町幕府在南北朝合一后，由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再度进行讨伐，随后受封为新的“日本国王”。李氏朝鲜的开国君主李成桂因为讨伐倭寇有功得到很大的声望和势力，后来进行政变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之后随著明朝与日本间勘合贸易的盛行，以及对马岛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开放，前期倭寇也逐渐式微。

前期的倭寇，是以日本人为主体，故被称为“真倭”（以平户藩松浦家为核心）。

后期倭寇

明成祖发动叛乱，夺取政权，迁都北京后，据说建文皇帝在南方的残余势力与日本海贼合作，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报复性侵扰，由于这些南方人体型上也比北方人矮小，所以沿用“倭寇”这名词来称呼由日本人与南方中国人所组成的海盗集团。

明成祖晚年，由于陆上北方威胁未除，南方郑和下西洋以后，激增的海陆来往也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官方贸易），但后来到了嘉靖二年（1523年）爆发了宁波之乱，加上稍早时，葡萄牙人入侵发生了屯门海战与西草湾之战，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明朝遂宣布中断一切贸易，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威胁，但也断绝许多自唐朝以来整个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鱼业、手工业、造船业、贸易）的生计，致使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了嘉靖倭乱。

后来的发展上，明人王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王直曾上书朝廷请求开海禁，被拒绝后，把基地设在日本的平户藩，以反对明朝海禁政策的南方中国人为基础，与日本人、佛朗机人合作进行走私，在后期倭寇中，很为知名。胡宗宪与戚继光曾参与讨伐倭寇的军事行动。

16世纪中日朝鲜之役

壬辰卫国战争，南朝鲜、北朝鲜称之为壬辰倭乱，第二次称之为丁酉再乱，日本称之为文禄之役，第二次称之为庆长之役，或合称为文禄庆长之役，中国称为万历朝鲜之役，亦将其与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合称为万历三大征，现代汉语中称为万历朝鲜战争。这场战争由日本前关白丰臣秀吉在1592年派兵侵略朝鲜引起。朝鲜向明朝求援，明神宗应请求派遣大军救援，明朝和朝鲜陆军及水师多次并肩作战，加之配合上李舜臣设计的龟船，中朝军队最终获胜，朝鲜转危为安；日军主力被迫撤退，日本企图侵占朝鲜并以之为跳板进攻中国乃至整个亚洲东部（包括印度）的企图破灭，丰臣秀吉也在希望破灭后不久死去。他死后不久，日本军队被迫全部从朝鲜撤退。而日本国内因为德川家康参战打败丰臣余部（主将是小西行长，岛津仪弘及丰臣秀吉之子丰臣秀赖）建德川幕府。

旅顺大屠杀

的制造者——

山地元治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为攻占辽东半岛而组建侵华第二军，山地元治任第一师团长，直接听命于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指挥。当时，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少将、第二旅团长西宽二郎少将、参谋长大寺安纯大佐都是他的部下。侵略中国前夕，山地元治将爱马献给宫内省，以马革裹尸的决心，举行诀别宴会，还编制1500人战死名簿，表示不攻克北京决不回国，其侵华狂妄伎俩表演至极。

19世纪，日本确定以中国和朝鲜为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后，在中国建立了许多特务机关。其中，最著名的是一脉相承的日本陆军三大特务机关：清末时期的青木宣纯机关、北洋政府时期的坂西利八郎机关和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土肥原贤二机关。

日本鬼子山地元治

1894年10月24日，山地元治率侵华先头部队分成4队由庄河花园口登陆。10月27日，山地元治派出斋藤太郎少佐率一个支队在日本联合舰队的配合下，奔袭并占领了貔子窝。此后，承担攻打金州重镇的任务，指挥约20000人，于11月6日占领金州。

攻陷金州后，山地元治按原定作战计划向大连湾进犯，由于清军弃守，便兵不血刃地轻取了大连湾。[5]之后稍事休整，便组织进攻旅顺。他首先派出了两支侦察部队前住旅顺，然后亲率第一师团由右路经南关岭、贾家屯、三十里堡、牧城驿、营城子、双台沟、许家窑，泥子河等地，向旅顺进发。1894年11月17日，他动用了12门山炮、24门野炮和4门攻城炮向旅顺后路的清军堡垒猛烈轰击。击溃清军西边防线后，又与日军其他部队和日本联合舰队配合，一举攻陷旅顺。

1894年11月21日，日军占领旅顺后，山地元治下达了“全部剪除”的命令，日军便开始大肆屠杀解除武装的清军俘虏和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在他的指挥下，大屠杀从旅顺东部开始，逐步向西推移，挨门逐户进行搜杀，城里杀尽又杀向城郊，偌大一个旅顺城，只逃出六七百人。而城内免遭杀戮的36个中国人是被日军逼作抬尸队清理杀人现场才得以活命的。

山地元治在旅顺相继虐杀4天后，又调兵遣将，回锋北上，先后攻占普兰店、复州、盖平。1895年2月下旬，他又参与制定“辽河下游扫荡计划”，派兵进犯大石桥、营口、田庄台等地。甲午战争之后，山地元治因侵华有功而获勋一等，叙功三级，赐位子爵，补两部都督，1897年病死。

南京大屠杀的头号元凶—— 朝香宫鸠彦王

朝香宫鸠彦王

（1887年10月20日－1981年4月12日），陆军大将，南京大屠杀的真正元凶！昭和天皇裕仁的叔父。久迩宫朝彦亲王第八子，两个哥哥久迩宫邦彦王、梨本宫守正王和弟弟东久迩稔彦都是大将。叔叔就是参谋总长元帅闲院宫载仁亲王。1906年被明治天皇赐与朝香宫的宫号，1910年，与明治天皇的皇女—富美宫允子内亲王结婚，继承人为朝香宫孚彦王。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朝香宫鸠彦于1937年12月2日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军衔中将。12月7日朝香宫鸠彦赶到南京前线，接替因肺病而正在疗养的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出任日本攻占南京的临时总指挥官。在听取攻城部队汇报后，不日即签署了一道

“机密，阅后销毁”

的密令：“

杀掉全部俘虏

！”也有人声称激进的陆军中校长勇（1945年在冲绳战役后期作为牛岛满的参谋长一起自杀，牛岛也是参与大屠杀的旅团长）在朝香宫鸠彦王的授意下发布的这个命令。然而，即便是长勇私自发布这个命令，指挥官朝香宫鸠彦王并没有制止这历时两个月的大屠杀。此后，朝香宫鸠彦又陆续发布了一系列的杀人命令，最简单而直接的只有四个字“

全部杀掉

”，他的命令被层层传达并被彻底实施，直接导致了日军进城后令人发指的兽行。

这一命令在南京城破后迅即得到贯彻，并使大屠杀越演越烈。第十六师团师长中岛今朝吾（占领南京后任南京警备司令官）于南京陷落的当天，曾在日记中记下了该部执行这一命令的情况：

“由于方针是大体不要俘虏，故决定将其赶至一隅全部解决之。”

在松井石根的默许下，朝香宫鸠彦又指使负责日军在南京地区的宿营安排的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以“城外的宿营地不足”和“由于缺水而不敷使用”为由，修改了日军官兵在南京城外宿营的原命令，宣布城外的日军部队可随意在南京城内选择宿营地。这一声令下，犹如打开了野兽的牢笼，日军部队犹如一群群饥肠辘辘、上紧发条的恶狼，在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上横冲直撞，至此大屠杀及各种暴行进一步扩大。

板垣征四郎

次年2月18日，由于大屠杀使日本军队臭名昭著，日本大本营撤销上海派遣军建制，朝香宫鸠彦王和松井石根都被召回到日本。松井石根被架空而朝香宫鸠彦王却留在最高指挥部，任军事参议官，1939年又晋升大将，任职于日军最高指挥部。后又任贵族院议员，并兼任伤病军人会总裁。1944年，朝香宫鸠彦又暗中联合其他皇族及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向昭和天皇上疏，并最终将东条英机赶下了台。但他强烈主张本土决战，主张还海陆军一体化。

战后朝香宫鸠彦亲王凭借他皇室成员的特殊身份逃脱了惩罚，属下的第9师团和第16师团的两个师团长吉住良辅、中岛今朝吾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责任都让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一人负了。这就是对南京大屠杀的交代。1947年，美国为压制日本军国主义，而大力打击日本传统贵族势力，有一大批日本宫家被撤销皇籍，朝香宫家也成为了被打击的对象之一。被剥夺了皇籍的朝香宫鸠彦亲王改名朝香鸠彦，带领一门家眷离开了位于日本东京都的白金王府（现成为东京都庭园美术馆），移居热海。而朝香宫鸠彦则继续他的花天酒地，后来还成为“日本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名誉会长，轻松挥杆于青山绿水之间，并最终以94岁的高龄逍遥终老。谁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再也没有人提起南京的事，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各类文章中，这位真正的罪魁祸首总是有意无意地被置于一个次要的位置。

甲午战争

1894年～1895年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1894年（光绪二十年）爆发，按中国干支纪年，时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1868年明治维新后，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然而，在条约待批期间，发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 54人被台湾少数民族杀害，其余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属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日本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少数民族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进攻台湾。

1874年2月，日军在台湾琅峤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对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8月，日军增至3600人，但仍进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

9月日本公使来华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示结束战争的“诚意”，说日本出兵台湾费尽财力，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兵费然后日本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府觉得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等于承认了赔款的原则。在1874年10月31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写成了“日本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抚恤”名义，赔偿白银五十万。《北京专约》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1879年4月，日本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摆弄完台湾后，又开始摆弄朝鲜。当时的朝鲜仍处于封闭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产力落后，国内政局飘摇，靠清王朝的支持苟安一时。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满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作后盾，外交努力并不太成功。1884年，日本趁清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驻朝公使竹添策动亲日的“开化党”政变，12月4日一夜间推翻了保守派政权。次日，国王下诏革新政治，建立了开化党政府。保守派连忙请求满清军队支援，于是，袁世凯以保护朝鲜政府为名，率兵二千声讨乱党，12月6日攻入王宫。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动乱中开化党首相、大臣及三十多日本人被杀。

日本政府接竹添急报，立即派外务大臣率大批军队入朝，清政府也派了钦差大臣带了陆军和军舰到朝鲜。对峙中日本感到军事准备不足，因此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转而运用外交手段。当时日本不少人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派人，考虑到日本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不足，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积蓄力量。

1885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满清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国相要挟，后来李鸿章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尽管这样，纠缠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日本仍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

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加紧控制朝鲜。而日本则加强经济渗透，并且加紧扩军备战，等待时机。

日本一直注意着清国。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进呈的中国军队调查报告指出，清政府正在改革军制，如果仿效欧洲，则平时可征兵425万，战时可达850万人之多。所以他认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排水量七万二千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

而在此期间的清政府，看到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一系列的军事对抗中，已经不像鸦片战争时那样，洋人几艘炮舰就应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飘飘然。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人并无意吞并国土，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虽然说最近几年东邻日本的一些动作，使人隐约感到将来会是个麻烦。

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行动迟缓。1891以后，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这倒不是因为军火工业实现了国产化——钱被慈禧拿去修颐和园了。慈禧太后说：“光绪1875年登极时年幼，我不得不垂帘听政，到1886年改为“训政”，1889年“归政”。我什么都不过问了，修修花园养老还不行么？”与明治天皇相比，对照何其鲜明！”

中日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这时在清廷内部，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占上风。是年慈禧六十岁，她盼望从速结束战争，以免耽误她大办庆典，因此倾向和议，但迫于清议，一时尚不敢公然主和。在此阶段中，战争是在朝鲜半岛及海上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

平壤之战发生于1894年9月15日，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三十五营，一万七千人；进攻平壤的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战场。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太原镇总兵马玉崐督队英勇抗击，日军官兵死伤惨重，无力再战，大岛义昌负伤，只得下令退却，午后二时全部撤离战场。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亲燃大炮轰敌，官兵感奋，英勇杀敌。激战中，左宝贵不幸中炮牺牲，其部下三位营官也先后阵亡，午后二时玄武门遂被日军攻陷。日军企图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阻击，只得退守玄武门。其三为城西南战场。晨七时，野津道贯中将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统（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于午后四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六天里，清军狂奔五百里，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黄海海战发生于1894年9月17日，是清日双方海军一次主力决战。发生于鸭绿江口大东沟（今辽宁东沟）附近海面。北洋舰队参加战斗军舰为10艘，日本海军投入战斗军舰则有12艘。中午开战后，北洋舰队重创日本比叡、赤城、西京丸诸舰，但北洋舰队中致远舰亦受重创。管带 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向敌先锋舰吉野猛冲，以求同归于尽，不幸中敌鱼雷，200余人牺牲。下午，北洋舰队10舰中，沉四、逃二、伤二，只余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依然奋勇搏战，并重创日本旗舰松岛。战至下午五时半，日本舰队撤离战场。

平壤、黄海战后，日本方面广造舆论，大肆渲染胜利，更加刺激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野心。而在清朝方面，身负军事指挥重任的李鸿章则夸大失败，以进一步推行其消极避战方针，同时慈禧的主和也渐趋明朗化。

??第二阶段

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

鸭绿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是清军抗击日军入侵中国国土的首次保卫战。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八十二营，约两万八千人。清政府任命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日军进攻部队是山县有朋大将统率的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三万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军实则不服调度，而且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9]是日午前十一时，日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过江成功。当夜，日军又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竟未觉察。25日晨六时，日军越过浮桥，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奋勇还击，因势单力孤，伤亡重大，被迫撤出阵地。日军遂占领虎山。其他清军各部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26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在不到三天内，清朝重兵近三万驻守的鸭绿江防线竟全线崩溃。

金旅之战也开始于10月24日，至11月22日旅顺口陷落，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关键一战。日本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上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11月6日，日军进占金州（今辽宁金县）。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三十三营，约一万三千人。18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徐邦道指挥拱卫军奋勇抗御，将日军击退。是日，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22日占领旅顺口并血洗全城。

随着清军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大肆进行投降活动。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

从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进行，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

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对日的最后一战。其时，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二十六艘。[6]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23日全部登陆完毕。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英勇抵御，壮烈牺牲。日军也死伤累累，其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中弹毙命。由于敌我兵力众寡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日军攻占。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被敌人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连日来，日军水陆两路配合，先后向刘公岛和威海港内北洋舰队发动八次进攻，均被击退。在此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汝昌拒绝。5日凌晨，旗舰定远中雷搁浅，仍做“水炮台”使用，继续搏战。10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以免资敌，并毅然自杀与舰共亡。11日，丁汝昌在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洋员和牛昶昞等又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7]杨用霖拒不从命，自杀殉国。12日，由美籍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14日牛昶昞与伊东佑亨签订《刘公岛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辽东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清政府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澄和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从1895年1月17日，清军先后四次发动收复海城之战，皆遭挫败。2月28日，日军从海城分路进犯，3月4日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又攻陷田庄台。仅十天时间，清朝百余营六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

马关条约

》的签订

随着战争的失利，清政府进一步加紧了乞降活动。1895年2月11日，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傅文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另约》三款，《议订专条》三款，以及《停战展期专条》两款。

??旅顺屠杀

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占旅顺。随即，一场持续四天三夜、亡魂达2万多人的大屠杀让整个旅顺城内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然而，如此足以震惊世人的虐杀并没有让世界为之震惊。原来，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和法国的路透社两家世界级的新闻机构先后被日本收买，每当有不利于日本的报道刊登，他们就立刻跳出来给予反宣传，以掩盖日军的罪行。路透社“及时制止”了本社记者从上海发来的揭露旅顺野蛮杀害的电稿；中央通讯社更撰文称：“除战时正当杀伤之外，(日军)无杀害一名中国人。”类似的还有美国的《华盛顿邮报》，以及意大利等国的若干报刊。甚至有西方记者说，清军虐杀在先，日军报复在后，因为日军攻入旅顺城后，发现自己人被清军虐杀在一棵大樟树上……实际上，整个旅顺根本就没有樟树。

正是因为日军为掩盖罪行做了如此周密的部署，即使英国《泰晤士报》在11月26日最早披露出有关“旅顺大屠杀”的信息，美国《世界报》于12月12日、13日、19日、20日连续数天刊登“战争特派员”克里曼的长篇纪实报告，事实的真相还是被大范围地掩盖住了。

直至3年后，一名叫詹姆斯·艾伦的英国冒险家写出了一本叫《在龙旗下——甲午战争亲历记》的书，这才完全颠覆了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好印象”。作者以目击者的身份，细节呈现了日军在旅顺大肆虐杀中国人的情景，其中一段令人发指的记载是这样的：

“我站在一处高地，离我不远处有一个池塘，池塘边站着好多日本兵，拼命将一群难民往池塘里赶，不一会池塘里便塞满了人。只见难民在水里乱成一片，池塘边的日本兵，有的拿枪射击，有的用枪上的刺刀刺。池塘里断头的，斩腰的，穿胸的，破腹的，搅成一团，水变成通红一片。日本兵在一旁欢笑狂喊，快活得不得了。池塘里少数活人，在死尸上爬来爬去，满身血污。其中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子，浮出水面，朝日本兵发出凄婉的哀求。岸边的日本兵竟拿刺刀来捅，当胸捅了个对穿。第二下又捅那个孩子，只见刺刀一捅，小孩子被捅到刺刀上，他高高地挑起枪来，摇了几摇，当作玩耍的东西。那女人倒在池塘里，尚未被捅死，她想要站起来看看那个孩子，刚挣扎了一下，又趴下了。

日本兵就照屠杀别人的方法，也将这个女人斩成几段

。”

疯狂屠杀了2万多人的日军仅留下36个活口。之所以留下这些人，是因为需要他们处理尸体，遂在其头上缠上一块白布，上面用日语写着“此人不杀”。抬尸队整整工作了1个月，才把尸体聚到一处，尸体焚烧则持续10余日。抬尸队队长鲍绍武多年后回忆：“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而参与屠杀的上等兵伊东连之助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得意地描述了砍杀清军的快感：“那一刀砍去似如秋水，身首分离，头颅朝前方三尺余处抛出，一柱鲜血向天迸腾穿出……”另一个细节足以颠覆你的常识：实施虐杀的不仅是日本军人，连伙夫、挑夫、国会议员，还有记者也加入了行凶行列。一名日本记者回国后竟公开宣称：“我只是杀人，没像其他人那样抢劫。”在他眼里，抢劫才是罪过，杀人竟不是过错。据说，日本人虐杀清国人的方法有250多种，难怪《世界报》直斥“日本为蒙着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

日军为何大开杀戒？两个原因。第一，指挥官说了，放开杀。战前，第2军司令大山岩(大将)同意第1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下达“见敌兵一人不留”的口头密令，理由是：“我们养活不了那么多俘虏，既要给他们治伤，又要供吃供喝，这是我军所无法承受的。”看到属下大肆虐杀，山地元治特别交代：“今后非不得已，不要对外讲。”第二，杀人有好处，能升职。人杀得越多，职务升得越高。小野入伍前只是一名中学生，因杀人多，升为上士班长。换言之，这是有预谋、有目的、有组织的屠杀。

2万人被虐杀，他们的保卫者——“天朝上国”的军队在哪里？旅顺是北洋海军的基地，当时号称“远东第一军港”，有大炮78门，驻军1.47万人。黄遵宪参观后，很有信心，兴奋地赋诗一首：“海水一泓烟九点，壮哉此地实天险。炮台屹立如虎阚，红衣大将威望俨。”然而，李鸿章宣称“可以坚守三年”的旅顺，一天都没撑过去就丢了(不包括日军从大连到旅顺的行军时间)。

17日，日军刚刚从大连出发，消息灵通的道台龚照玙就携家眷乘汽船逃走，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将见大事不妙，也相继逃离旅顺。被遗弃的驻军，除2000多人死伤外，其他也“失踪”了。旅顺半岛20多个炮台，日军只用了1天、死伤280人就全部拿下。10年之后，日军为攻下俄军驻守的旅顺，却耗时半年，死伤6万人。

田中奏折

日本军国主义头子田中义一

《田中奏折》通指在1929年曝光，据称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给日本天皇昭和的秘密奏章，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在该奏章中，田中义一极力鼓吹日本应该占领满蒙、侵略中国进而征服全世界的狂妄计划。尤其是其中的：“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之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支那即指中国，为日本军国国主义者对中国的蔑称）更是赤裸裸地表露了日本侵华以及称霸亚洲的野心。

纵观日本的侵略史，《田中奏折》的出现并不偶然。

日本军国主义者觊觎邻国的领土由来已久，这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积淀的。[11]19世纪中叶，日本起了明治维新。同时，天皇明治发表《御笔信》，申明天皇政府将“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由于日本独特的岛国环境，因此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要在陆地上发展，首先的目标就是中国。日本于1895年甲午战争后通过《马关条约》侵占了中国的台湾，1910年正式吞并了整个朝鲜半岛，完成了侵华的预先准备工作。[3]《田中奏折》蛮横地叫嚣“满蒙并非中国领土。”“东三省是亚洲的一个政治上不完整的地方，日本如欲保护自己的安全，并进而保护他国居民的安全，就必须使用铁血政策。”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实行的对满蒙的积极政策就是为了让中国成为日本的“新大陆”。实行殖民政策，最重要就是把日本的移民成为满洲的永住居民，移民政策最厉害，因为你移民到这里来之后，你开发了筑路经商之后，将来有什么变动之后，只要触及到移民的利益，都会遭到移民的反对，所以最狠的一招，最阴的一招就是把日本的大和民族移民移到东北来。把东三省作为征服中国的一个资源供给的基地和立足点，再进而征服世界。为了达到其占领中国继而称霸世界的野心，奏折甚至提出不惜与世界为敌。上世纪20年代末，世界和远东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打着“门户开放”的旗号，反对日本独占中国，主张在华利益均等，伙同西方列强与日本展开了对华利益的激烈争夺，美国垄断资本不断地试图打开向中国东北投资的大门，让日本明显感觉到了在满蒙潜在的“美国威胁”。同时美国公然反对日本的移民计划，所以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将来要占领中国，必先以打倒美国等国际势力为先决条件。加快对“满蒙”的占领，有利于日本对我国东北的经济掠夺，从而为对付假想的敌国做好准备。此后日军之行动，如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七七事变全面侵华以及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征服全东南亚等等无一不是按此奏折规划之蓝图而行动，所以说《田中奏折》乃日本帝国主义欲灭亡中国乃至征服全世界的行动规划蓝图。

《田中奏折》被视为日本帝国的“百年大计”。它是日本军国主义试图霸占中国的狂妄梦想，赤裸但必须隐秘起来的野心。

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指1937至1945年中国

抗日战争

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其中日军战争罪行包括抢掠、强奸、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屠杀等。屠杀的规模、死伤人数等没有世界共同认可的数字，但一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万。

在中国，南京大屠杀往往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关注点。而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存在着广泛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日本部份极右份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也有人认为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修正主义、否认主义的表现。由于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意见着广泛的分歧，因此视乎讲话者的观点，南京大屠杀可能被称为“南京大虐杀”、“南京虐杀”、及“南京事件”等。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是中日外交及人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南京大屠杀一般英译为Nanjing Massacre（南京大屠杀）或Rape of Nanjin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浩劫）等字眼，但总体上人民对其的认知往往远不如对纳粹的种族灭绝过程的认知。

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但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34万同胞伸冤。

日期与地点：在南京审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时，亲历“南京大屠杀”，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梅奇牧师（返美后任耶鲁大学驻校牧师）、贝德士教授（金陵大学历史教授，后任该校副校长，返美后任纽约联合神学院教授）及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出庭作证。贝德士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另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司库和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也对南京审判法庭说∶“在最初的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有“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20万人以上”的裁定。据此，学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杀”只为期六个星期。“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六个星期，虽然这六个星期的屠杀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需要确切说明“南京大屠杀”的最严重阶段，那应该是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两天后，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复南京秩序。尽管有松井上将和天谷少将的允诺，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奸淫、掠夺、放火并没有显著的改善。当时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乔治·罗森于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发往柏林外交部的电报还说：“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于3月4日的电报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罗森还提到直到他动笔写信那一天（3月4日），南京还看不到一家中国商店。史迈士教授在其1938年出版的《南京战祸写真》中说，南京市区在1938年3月份，有许多大门还是封着的。再有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当时留在南京在德国大使馆工作，其遗稿中记有“一个日本兵于三月十九日在美国教会院内强奸一女孩”。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报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 国人所作之记述。南京失陷后未及逃出的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及其科长蒋公谷两位医生于1938年2月15日搭美侨李格斯的汽车作南京陷后对市区的首次巡示，蒋氏于其《陷京三月记》有如下之记载：“出新街口，经太平路，夫子庙，转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除敌兵外，绝对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我们不忍再看。”

蒋介石的卫队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郭岐营长于南京沦陷后三个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泪录》，连载于1938年8月之《西京平报》。战后，郭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对质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为“南京大屠杀”的疯狂刽子手。郭写到”“有人说兽兵刚进来头三天总是放枪奸淫烧杀的……结果过了一礼拜不见停止，过了三个月仍不见停止！”另一位教导总队的士兵营长钮先铭，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战开始时，正肄业法国军校，当即遄返报国。南京陷敌后，钮落发为僧，潜居八个月始逃出南京，现仍健在并息影于美国洛杉矶。在其所著之《还俗记》中，描述他化装和尚搭京沪火车脱险，在车厢内的情：“当时京沪沦陷已半载有余了，日军为了确保他们的统治权，宪兵当然已不便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地杀人……在鬼子宪兵监视下，我不敢过分地东张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视线，闭上眼帘，一只手搓着颈项上所挂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状。”一位文化人李克痕于南京城西乡村躲避两个多月后，于1938年3月初入南京城，6月3日逃离南京，著有《沦京五月记》，连载于1938年7月的汉口《大公报》。[4]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见：“近来日兵奸淫妇女的事，在白天虽少有见到，但在晚间仍多得很。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见之即趋前阻拦，籍检查为名，遍摸全身，百般调戏，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听其胡为，否则，刺刀举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没有一个妇女的影子。”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续到1938年的夏天，虽然明显的在3月中旬以后，屠杀和奸淫的程度逐渐减少。可以说三月中旬到5月底是“小屠杀”时期。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两个慈善机关（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于1938年5月份埋葬806人的记载。林娜在其

《血泪话金陵》

中道出其缘由：“从日本兵进城起，到我离开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尸骸的工作从未停止，其实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马上又有一批新的来补充。”南京虽早在1938年元月一日即有汉奸自治委员会的成立，以陶宝庆及孙淑荣为正副会长，但未能使日军的烧、杀、奸、掠稍搁，以致“小屠杀”继续到1938年的夏天。南京的秩序直到1938年11月梁鸿志的“维新政府”（3月成立于上海）还都南京时，始得恢复。客观地判断，“南京大屠杀”的期限应该说是“半年”，或者说三个月的“大屠杀”和三个月的“小屠杀”，才与事实符合。“东京审判”的判决说：“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又说：“在城外的人比在城内的人稍稍好一点。在南京四周200华里（66英里）以内的所有村庄，大体上都处于同样的状态。”“南京四周200华里”应即为上述之“南京及其附近”。这正好是东起于南京城东北，长江南岸之乌龙山，经尧化门、仙鹤门、麒麟门、马群、苍波门、高桥门、上方镇越秦淮河而西向花神庙、吉家凹，再越江南（即京赣）铁路，再东北上直趋江心洲对面之上河镇。实际上，这也就是保卫南京的防线，主要是南京之东南两方，也是人烟稠密的区域。同时，这一区域是南京防御的战场，村民多在日军未到前远走逃避。或入南京城避难，所留者多为老弱和妇孺。日军所至，未及逃避者，几乎极少幸免。

重庆大轰炸

重庆大轰炸指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由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中华民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在5年间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218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

重庆大轰炸的死者达10000人以上，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份繁华地区被破坏。这是继德国在1937年4月西班牙内战中对格尔尼卡（Guernica）平民实施轰炸之后，历史上最先实行的战略轰炸。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中国展开对日战争。11月，国军在淞沪抗战中失利，南京陷入危机，国民党政府

1937年11月20日起迁往重庆作为战时首都。

1938年10月4日，日本正式轰炸重庆市区，从1939年1月开始，日机空袭迅速升级，对重庆的轰炸愈来愈猛烈。特别是1941年6月5日傍晚，在日机对市区长达5个多小时的疲劳轰炸中，终于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惨案，即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

惨案发生后，死者多为青壮年。有的全家丧生，尸体无人认领；有的随身所带仅有一点财物亦不知去向。防空司令部派出的工兵营，整理尸体就花了近一昼夜，然后用卡车将尸体拖到朝天门河边，再改用木船装到江北黑石子去草草掩埋。

五三五四大轰炸

1938年初至1938年底，日本对重庆主要为试探性的轰炸。出动的架次较少，多数为陆军航空队。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后，12月2日后日军大本营对华中方面军下令开始向重庆实施“由空中入侵对敌军战略中枢加以攻击同时进行空中歼灭战”，这命令为日军正式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的宣告，目的是希望震撼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同年12月底起，由陆军对重庆开始实施战略轰炸。1939年5月，改以海军实行轰炸。5月3日及4日，日机从武汉起飞，连逐轰炸重庆市中心区，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重庆市中心大火两日，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3991人死亡，2323人受伤，损毁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罗汉寺、长安寺也被大火吞噬，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各外国驻华使馆，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

八一九大轰炸

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发动《101号作战》，由陆、海军同时对中国后方轰炸。陆军主要以山西运城为基地，海军主要基地为汉口。轰炸重庆的日机超过2，000架次。8月19日的轰炸尤为惨烈，日本海军投入超过140架轰炸机，重庆2000多户民居被毁。到1940年为止，日军对重庆投掷了4333吨炸弹。

六五隧道惨案

1941年初，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先向中国集中力量空袭，发动名为《102号作战》的大规模轰炸。在1月至8月，超过3，000架次飞机空袭重庆，当中包括夜间空袭。6月5日，从傍晚起至午夜连续对重庆实施多小时轰炸。重庆市内的一个主要防空洞部份通风口被炸塌引致洞内通风不足（据幸存者曾婉清说当天有汉奸为日军飞机发信号，日军是有目标地轰炸洞口和通风口的），洞内市民因呼吸困难挤往洞口，造成互相践踏，以及大量难民窒息，估计数以千人死亡（当时的官方没有公布权威的伤亡数字）。

重庆大轰炸被认为是与南京大屠杀同等性质的事件。

[10]

据不完全统计，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3万多幢，30所大中学校曾被轰炸。

[1]

1895年乙未抗战：

见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1937—1945年 中国抗战：

见抗日战争马来亚抗日战争：

见马来亚抗日战争缅甸抗战：

见缅甸抗日战争朝鲜、菲律宾、新加坡抗战：

见朝鲜半岛抗日战争、菲律宾抗日战争、新加坡抗日战争

东京审判

中七名日本

甲级战犯

被判处

绞刑

东条英机，陆军大将，日本前关东远征军指挥官、前陆军大臣、前首相。

板垣征四郎，陆军大将，日本陆军大臣、前关东军参谋长、前中国派遣军参谋长。

木村兵太郎，陆军大将，前驻缅甸日军总司令。

土肥原贤二，陆军大将，特务、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军官。

广田弘毅，男爵，日本前首相。

松井石根，陆军大将，日本前华中派遣军总司令。

武藤章，陆军中将，日本前第十四师团参谋长、前陆军省军务局局长。

在东京审判中被判处

终身监禁

的日本鬼子

荒木贞夫，陆军大将，日本前文部大臣。

梅津美治郎，陆军大将，日本前陆军参谋总长、前关东军司令（病死狱中）。

大岛浩，陆军中将，日本前驻德国大使。

冈敬纯，海军中将，日本前海军省军务局局长、海军次官。

贺屋兴宣，日本前大藏大臣。

木户幸一，侯爵，日本前内大臣、前文部大臣。

小矶国昭，陆军大将，前朝鲜总督，日本前首相（病死狱中）。

佐藤贤了，陆军中将，日本前陆军省军务局长。

岛田繁太郎，海军大将，日本前海军大臣、前海军军令部总长。

白鸟敏夫，日本前驻意大利大使、外务省顾问官（病死狱中）。

铃木贞一，陆军中将，日本前内阁企划院总裁兼无任所国务大臣。

南次郎，陆军大将，日本前关东军司令、前朝鲜总督。

桥本欣五郎，陆军大佐，中日战争的煽动者、日本翼赞政治会（法西斯统治下的议会）总裁。

畑俊六，陆军大将，日本前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和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官。

平沼骐一郎，男爵，日本前国务大臣、前首相（病死狱中）。

星野直树，日本前书记官长兼国务大臣。

在东京审判中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日本鬼子

重光葵（7年），日本前内阁外务大臣，假释后于鸠山一郎内阁服务。

东乡茂德（20年），日本前内阁外务大臣，死于狱中。

被国民政府处死的日本鬼子

镝木正隆 陆军少将 第55军参谋长

谷寿夫陆军中将 第6师团师团长 第59军司令官

向井敏明陆军少尉 第6师团9联队军官

野田毅陆军少尉 第6师团9联队军官

田中军吉陆军中尉 第6师团中队长

酒井隆陆军中将 第23军司令官

膳英雄 宪兵大佐 徐州宪兵队长

田中久一陆军中将 第23军司令兼香港总督

德本光信 陆军大佐 独立混成第31联队长

平野仪一 陆军少将 第129师团第92旅团长

森木五郎 宪兵大佐 华北派遣军宪兵队长

野间贤之助 宪兵大佐 香港宪兵队长

泽荣作 陆军大佐 澳门特务机关长

重藤宪文 陆军少将 华南派遣军宪兵队长

左近允尚正 海军中将 中国派遣舰队参谋长

金沢朝雄 宪兵中佐 香港宪兵队长

田村刘吉 海军少将 第83警备队司令、第14根据地司令

田中透 陆军少将 台湾混成旅团第2联队长

久保孚 文官、工学博士 抚顺煤矿矿长

伊达顺之助 满洲陆军上将 特务、伪满洲国自治联军司令

芝原平三郎 宪兵大佐 杭州日本宪兵队情报主任

大场金次 宪兵中佐 宁波日本宪兵队分队长

被国民革命军击毙的日寇将领

1。林大八，陆军少将，1932/03/01，毙于上海。

2。仓永辰治，陆军少将，1937/08/29，毙于上海吴淞。

3。家纳治雄，陆军少将，1937/10/11，毙于上海。

4。浅野嘉一，陆军少将，1937/11/14，战伤毙命天津。

5。加藤仁太郎，海军少将， 1938/07/ 31 毙于长江下游。

6。杵春久藏，陆军少将，1938/08/02 毙于山西运城。

7。饭冢国五郎，陆军少将，1938/09/03毙于江西德安。

8。小笠原数夫，陆航中将， 1938/09/04 坐机于湖北孝感被击毁。

10。饭野贤十，陆军少将，1939/03/22 毙于南昌。

11。山田喜藏，陆军少将，1939/05/12 毙于湖北大洪山。

12。田路朝一，陆军中将，1939/06/17 毙于安徽南部。

13。小林一男，陆军少将，1939/12/21 毙于内蒙古安北。

14。中村正雄，陆军中将，1939/12/25 毙于广西昆仑关。

15。左藤谦，陆军少将，1940/03/02 毙于江西鄱阳湖。

16。木谷资俊，陆军中将，1940/03/20 毙于山西。

17。水川伊夫，陆军中将，1940/03/22 毙于内蒙古五原。

18。前田治，陆军中将，1940/05/23毙于山西晋城。

19。藤堂高英，陆军中将，1940/06/03 毙于江西瑞昌。

20。大冢彪雄，陆军中将， 1940/08/05毙于晋东南。

21。井山官一，陆军少将，1940/10/16 毙于湖北宜昌。

22。大角芩生，海军大将，1941/02/05 坐机于广东中山被击毁。

23。须贺彦次郎，海军中将，1941/02/05 坐机于广东中山被击毁。

24。上田胜，陆军少将，1941/05/13 毙于山西中条山。

25。山县业一，陆军中将，1941/12/25 毙于安徽。

26。酒井直次，陆军中将，1942/05/28 毙于浙江兰溪。

27。冢田攻，陆军大将， 1942/12/18 毙于安徽太湖。[8]

28。藤原武，陆军少将，1942/12/18 毙于安徽太湖。

29。浅野克己，陆军少将，1943/05 毙于广东东江。

30。仁科馨，陆军少将，1943/ 06/01毙于湖北。

31。黑川邦辅，陆军少将，1943/06/28毙于云南。

32。布上照一，陆军少将，1943/11/23毙于湖南常德。

33。中畑护一，陆军少将，1943/11/25毙于湖南常德。

34。下川义忠，陆军中将， 1944/04/19 毙于湖北应城。

35。横山武彦，陆军中将， 1944/06/11毙于浙江龙游。

36。木村千代太，陆军中将，1944/06/11毙于河南。

37。和尔基隆，陆军少将， 1944/07/21毙于湖南衡阳。

38。大桥彦四郎，陆军少将，1944/07/25 毙于湖南长衡会战。

39。左治直影，陆军少将，1944/07/27毙于湖北荆州。

40。志摩源吉，陆军中将， 1944/08/06毙于湖南衡阳。

41。藏重康美，陆军少将， 1944/08/16毙于云南腾冲。

42。南野丰重，陆军少将，1944/09/08毙于云南芒市。

43。山县正乡，海军大将， 1945/03/07 毙于浙江椒江。

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击毙

1。沼田德重，陆军中将，1939/08/12被八路军击伤毙命于山东。

2。阿部规秀，陆军中将，1939/11/07被八路军击伤毙命于河北涞源。（此人被日军誉为“名将之花”）

3。秋山静太郎，陆军少将，1940/01/23 被八路军击毙于山东。

4。吉川贞佐，陆军少将，1940/05/17 被共产党员刺杀于河南开封。

5。饭田泰次郎，陆军中将，1940/11/28被八路军毙于华北。

6。大桥熊雄，陆军中将，1940/4/14被共产党员刺杀于北平。

7。吉川资，陆军少将，1945/05/07被八路军毙于山东半岛。

被国、美军联合击毙

1。山本五十六，元帅海军大将，1943/4/18日在出航巡视中被美军击毙（出航密电被国民党破获）。

2。中菌盛孝，陆航中将，1943/9/9被中美联合机群击毙于广东黄埔。

3。大西洋，陆航少将，1944/8/20被中美联合机群击毙川鄂交界地区。

4。岛村矩康，陆军少将，1945/1/15日被中美联合机群击毙于广东汕头。

5。与野山寿，陆军少将，1945/2/9被中美联合机群击毙于湖南和广东交界地区。

裕仁：日本天皇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首相近卫文麿

近卫文麿：公爵，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本首相（自杀身亡）。

永野修身：海军元帅，日本前海军军令部总长（受审前病死）。

松冈洋右：日本前内阁外务大臣（受审前病死）。

大川周明：日本法西斯文人、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受审后即患精神病而停止审讯。

本庄繁：陆军大将，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司令，九一八事变最高责任者（自杀身亡）。

辻政信：陆军大佐，日本陆军参谋。

石原莞尔：陆军少将，日本陆军参谋，九一八事变策划者（因七七事变后与东条英机意见相左，没有被捕）。

冈村宁次：陆军大将，侵华日军总司令（受国民政府庇护，没有被捕）。

石井四郎：731细菌部队司令官（就是用活人做实验的禽兽部队）。

朝香宫鸠彦王：陆军中将，裕仁天皇的叔父，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之一。

田中隆吉：陆军中将，陆军省兵务局长。

阿南惟几：陆军大将，铃木内阁陆军大臣（自杀身亡）。

中岛今朝吾：陆军中将，第十六师团师团长（受审前病死）。

冈部直三郎：陆军大将，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受审前病死）。

安藤利吉：陆军大将，末任台湾总督（自杀身亡）。

杉山元：陆军元帅，曾担任陆军教育总监和陆军大臣（自杀身亡）。

寺内寿一：陆军元帅，南方军总司令官（病死于战犯管理所）。

青木一男：近卫内阁担任过大东亚省首任大臣。

安倍源基：曾担任警视厅特高部长。

天羽英二：外务省情报局长。[12]

安藤纪三郎：东条内阁内务大臣。

石原广一郎：企业家，主要罪名是掠夺沦陷区资源，强迫和杀害朝鲜劳工。

岩村通世：第3次近卫内阁，东条内阁法务大臣。

岸信介：东条内阁商工大臣、国务大臣。

葛生能久：黑龙会主干，最终未予起诉。

小泉亲彦：陆军军医中将，第3次近卫内阁，东条内阁厚生大臣（自杀身亡）。

儿玉誉士夫：外务省情报局官员，儿玉机关领导人。

后藤文夫：冈田内阁外相。

世川良一：船舶振兴会长、创建人，有趣的是他在中国起码10个大学设立了奖学金。北到吉林大学，南到中山大学，西到新疆大学，东到复旦大学。1995年死之前来中国还是按国宾标准接待的。

正力松太郎：读卖新闻社长。

须磨弥吉郎：外务省情报局长。

高桥三吉：海军大将，1932年军令部次长，1933~1936 第2 第1舰队司令官，1939年编入预备役。

多田骏：陆军大将，华北派遣军司令官。[2]

谷正之：外交官，和汪精卫签同盟条约的就是他。

寺岛健：海军中将，东条内阁中以退役身份担任邮政大臣。

德富苏峰：大日本文学报国会长。

梨本宫守正王：陆军大将（元帅）。其实开战前就退役了，担任了在乡军人会会长，成为A级别战犯是因为他代表皇室担任了伊势神宫的祭祀。

西尾寿造：陆军大将，陆军教育总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桥田邦彦：医学家，第2、3次近卫内阁 东条内阁文部大臣，日本心电图医学的书籍中必定提到他（自杀身亡）。

本多熊太郎：外交官。

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皇道派首领，曾担任参谋次长 陆军教育总监，1936年编入预备役。